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和後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帶來的四次大禍害。當時，無數的寺院、經書、佛像、法器等被焚燬、破壞，數以千萬的僧侶遭到殺戮，或被迫還俗。這一次次的打擊，使得佛教的發展遭到嚴重的扼殺，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。
北魏太武帝滅佛
北魏太武帝的滅佛，起因於武帝聽信道士寇謙之及宰相崔浩的讒言所致。
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，入主中原後，道武帝、明元帝都信奉佛教，並興建不少寺院。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，禮敬沙門。北魏滅北涼後，還帶回許多沙門到京師，當時對北魏佛教產生重大影響的沙門玄高、師賢、曇曜等人都是來自涼州。
北魏為了統一北方，鞏固在中原的地位，以全民為兵。那時，由於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、徭役，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(四三八)下詔，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。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讒言勸諫，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，排斥佛教，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。
崔浩出身於著名世族，博覽經史，善於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，歷仕道武帝、明元帝、太武帝三帝，官至司徒，經常參與軍政機要，深受太武帝的信任；結識寇 謙之之後，信奉道教，受其法術。寇謙之早年就熱中仙道，修持漢末張陵、張衡、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，隨方士入華山、嵩山學道修煉，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 天師之位及《云中音誦新科之誡》二十捲。在明元帝末年，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，結交崔浩，常通霄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，為之嘆美。後來，寇謙之把儒家學 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，重新改造五斗米道，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。
太武帝始光初年，寇謙之獻上道書，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，崔浩於是上書勸諫太武帝，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，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。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，自稱太平真君，並親受符籙，興建靜輪天宮，奉祀太平真君，改年號為太平真君，成了十足的道教徒。
太武帝的廢佛行動，始自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的彈壓沙門，他下令上自王公，下至庶人，一概禁止供養沙門，並限期交出藏匿的沙門，若有隱瞞，滿門 抄斬。翌年，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(陝西黃陵)起義，有眾十餘萬人。七年，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，到達長安時，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，懷疑沙門與蓋吳通 謀，大為震怒，下令誅殺全寺僧眾。崔浩趁機勸帝滅佛，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：誅戮長安的沙門，焚燬天下一切經像。一時之間，舉國上下，風聲 鶴唳。
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，一向篤信佛法，再三上表，向太武帝勸阻，雖然都不被採納，但也由於如此，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，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 免，佛像、經論亦多得密藏；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倖免於難，史稱太武法難。廢佛後不久，寇謙之病死，崔浩後來也因撰《魏史》，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，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。廢佛後六年，太武帝駕崩，文成帝即位，下詔復興佛教，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。
北周武帝滅佛
第二次的廢佛事件發生在北周武帝之時，距北魏太武帝的廢佛，約有一百一十餘年。武帝宇文邕，繼明帝之後即位，後改元保定。北周繼西魏之後，統領關隴 地區，這一帶從晉代以來佛教盛行，其中長安曾有鳩摩羅什的僧團在此長期譯經傳教，影響很大。當時，全國的僧尼有兩百多萬人，佛寺有三萬多所。北朝的歷代帝 王，不少都篤信佛教，北周武帝即位之初，也依照先朝往例，禮敬沙門，但由於他勵精圖治，一心想用儒術平治天下，因此最重儒術。他在親政前，曾多次召集臣 僚、沙門、道士討論釋、道、儒三教的問題。當時，他對佛教並沒有特別憎惡排斥的觀感。顯然的，他後來的廢佛政策，主要是受到衛元嵩和道士張賓的影響。
衛元嵩是四川成都人，精通陰陽曆算，性情譎詐。年少時隨益州野安寺亡名禪師為沙彌，不耐清苦，佯裝狂放，以吟詩詠賦來博取聲名，並四處向人預卜未 來。後來還俗，從四川到長安，結交北周權貴。天和二年(五六七)，他向武帝上奏：寺塔佛像對國家治安無益，應該刪減。徹底改革佛教，將佛教納入國法的規範中。以經濟措施改革佛教界貪婪腐敗的風氣。據《廣弘明集》卷七記載，衛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條：勸行大乘、勸念貧窮、勸舍慳貪、勸人發露、勸益國民、勸獠為民、勸人和合、勸恩愛會、勸立市利、勸行敬奉、勸寺無軍人、勸立無貪三藏、勸少立三藏、勸僧訓僧、勸敬大乘戒。
衛元嵩著有《佛道二論》，論辯大小乘；又著有《齊三教論》七卷，闡揚會通三教的思想。他認為當時佛道二教崇尚空論，違背大慈為本、安樂眾生的立教宗旨，主張應該用古代聖王的治道來矯正這些弊病。他的論點，剛好契合武帝的心意，因此受到重用。
又據《廣弘明集》卷八記載，當時民間普遍流傳著一句讖語，說「黑衣當得天下」。深信讖緯之學的武帝，對此預言非常忌諱，衛元嵩和道士張賓就乘機譭謗 佛教，指沙門身穿黑衣，必為國禁，道士穿黃衣，必為國祥。武帝聽信他的話，漸漸重道輕佛。天和四年，先後四次召集佛、道、儒三教學者，論議教義的高低。武 帝的本意，想以儒教為先，佛教為後，道教最上，但因幾次聚眾議論，三教各執一詞，因此懸而不決。後來甄鸞上《笑道論》，道安上《二教論》等書，極力為佛教 辯護，破斥道教。武帝對於佛道二教互相攻擊，極感不快，敕令暫時擱置二教優劣的議論。建德二年(五七三)十二月，又召集群臣、道士、沙門等，辯論三教先後，結果以儒教為先，道教次之，佛教最後。如此一來，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應，先後有猛法師、道積等人的抗旨直諫。建德三年，武帝已決心毀佛，召集僧道二眾在太極殿辯論，張賓極力斥佛揚道，卻被智炫法師論破，武帝乃親自升座，試圖加以論難，不料智炫法師應對安詳，陳義甚高，武帝在盛怒之下離開太極殿。次日， 下詔廢佛、道二教，破毀寺塔，焚燒經像，勒令沙門、道士還俗。當時，被迫還俗的沙門有二萬多人，關隴一帶的佛法被破壞殆盡。
建德六年，北周滅了北齊，武帝又對北齊之地實行排佛政策，焚燬一切經像，廢四萬所寺廟，被迫還俗的僧尼達三百餘萬。北方佛教一時之間銷聲匿跡，史稱周武法難。次年，武帝罹患劇瘡而亡。宣帝、靜帝相繼即位，佛教才又漸漸恢復。
在周武帝廢佛以後，部份僧侶混跡民間，或逃匿山林，另有部份僧人則南渡陳朝，因此促進南北朝佛教的交流。
唐武宗滅佛
唐代佛教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，然而，唐代各朝帝王對佛道二教的態度頗為不同，有的揚佛抑道，有的佛道並奉，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。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為祖先；太宗曾下詔置道教於佛教之上；武后則改佛教在道教之上；玄宗曾採納姚崇的奏章，令僧尼還俗，他雖然尊崇道教，但仍一度敕令註釋 《金剛經》流傳天下；憲宗時，韓愈諫阻迎佛骨，寫《論佛骨表》、《原道》等排斥佛教；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之世，都還依歷朝慣例，在宮中設齋行道，但敬宗本人篤信道教；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，而且曾經禁止度僧及營建寺院；到了武宗，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，貶斥佛教。
另一方面，雖然歷經幾位帝王的崇道抑佛，但佛教在民間的力量反而越加熾盛，僧尼的人數越來越多，寺院也越建越廣。寺院往往領有廣大的莊園，並可免除徭役；而僧尼、寺院激增的結果，不免增加國庫的負擔。當時不少士大夫基於儒家治術的觀點，認為佛教的蓬勃發展將危害國家的經濟，因而大加抨擊。唐武宗時， 排佛的呼聲越演越烈，這使得本已篤信道教的武宗更加決心毀佛。這時，道士趙歸真與宰相李德裕推波助瀾，趁機煽動，佛教因而面臨一場「三武一宗」法難中最大 的破佛事件。
會昌元年(八四一)元月四日國忌日，敕令行香，設千僧齋；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誕辰之日在大內設齋時，敕令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四對論議，其中有兩位道士被賜紫衣，卻禁止釋門大德披著紫衣。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術修攝之事，曾經召請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，在三殿修金籙道場，並親受法籙。會昌元年的六月 中，又召衡山道士劉玄靖入內，與趙歸真同修法籙。
會昌二年三月，因李德裕上奏，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錄在僧籍名冊的僧尼，又不許置童子沙彌，這時已略見毀佛的跡象。六月十一日，敕令僧道二眾在殿前論議，道士二人賜紫衣，僧門仍不得披著紫衣。
會昌三年二月，敕令已經還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；至於沒有登錄名籍的僧尼，不僅嚴禁住在寺中，且不許住在京城或進入鎮內。同年九月，下令各級地方政府嚴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，縱使是登錄有案的，如果無法詳細說明出身來歷，應予逮捕，送到官府盤問。
武宗廢佛的政策，是採取漸進方式的，從史料看，其法令之嚴酷，與日俱增。會昌四年三月，下令不許供養佛牙、佛骨，如果違反法令，送一錢供養者，即杖打二十下，一時之間，寺院的四處，人跡斷絕。而在宮中的內道場，歷來往例均安置佛教經像，武宗卻下令焚燒經教，拆毀佛像，在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。六月，在武宗誕辰日，首度不召僧入內議論。又不許僧尼在街裡行走，如有外出，需在鐘聲未響前歸寺；也不許別住他寺，違者敕罪。由於武宗深信趙歸真，趙乘隙進言，認為佛教並非中國本有的宗教，蠹害生靈，應該盡除。於是，是年七、八月開始，發動空前的法難，敕令拆毀天下山房、招提、蘭若、普通佛堂、義井、村邑齋 堂等，凡是寮房未滿兩百間，或沒有獲頒寺額的道場，則勒令僧尼還俗。
會昌五年三月，武宗敕令天下諸寺不許置莊園，並隨時檢查寺舍的財產。四月，敕令僧尼還俗，如有抗命不從的，以違抗聖旨論罪，當場決殺。八月下詔，大舉毀寺，總計會昌年間，拆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，招提、蘭若等四萬餘所，被迫還俗的僧尼有二十六萬餘人，沒收良田數千萬頃，又將佛像、鐘磬等法器改鑄為錢幣、農具等物，乃至私家所藏金銀等像亦敕令限時送官。此一空前浩劫，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。晚唐以後諸宗的衰頹不振，與這次毀佛有密切的關係。次年，武帝服用道士金丹，中毒身亡，宣宗即位，誅殺趙歸真等人，並大力復興佛教。
後周世宗滅佛
第四次法難發生於後周世宗顯德二年(九五五)。世宗為了貫徹以儒教為主的統治政策，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構成國家財政上的負荷為理由，下詔禁止私自出家；訂立嚴苛的出家條件，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，否則無效；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，違反的僧尼，課以嚴刑；未受敕額的寺院，一律廢毀；民間的佛像、銅器，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，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，一律處死。總計，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，大量的佛像及鐘、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，世稱一宗法難。相傳世宗下詔毀壞佛像時，鎮州有一尊銅製觀世音菩薩極為靈驗，因此無人敢去毀損。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，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。顯德六年，世宗在北征途中，胸部突發癰疽而身亡。
唐朝後期唐武宗會昌滅佛，是中國佛教的由盛而衰的分水嶺。由於唐武宗崇道滅佛，毀寺減僧，銷毀經卷，使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，使原來唐朝鼎盛的宗派唯 識宗、華嚴宗、天台宗幾乎滅盡。後來到了宋朝，天台宗和華嚴宗才從朝鮮和日本重新迎回論集，開始有點恢復，而唯識宗則一直衰落下去。
所謂“四大”，是指結合物體的四種元素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。地以堅硬為性，水以潮濕為性，火以溫暖為性，風以流動為性。宇宙世間的山河大地、房屋器皿、花草樹木等森羅萬象，無一不是仰賴這四種元素組合而成，乃至我人的色身，也是四大假合而成。人體的毛、髮、爪、齒、皮、骨、筋、肉是堅硬性的地大；涕、唾、膿、血、痰、淚、津、便是潮濕性的水大；溫度、暖氣是溫暖性的火大；一呼、一吸是流動性的風大。人所以能生存，就是因為四大和合，若是四大不調，就會呈現病相，甚至四大分散，人就會死亡。
四大假合的色身，是一種物質的現象，而人之所以稱為“有情眾生”，除了具有物理機能外，還有憂、悲、苦、惱、喜、怒、哀、樂等精神狀態。人是由物質和精神聚集的和合體，所謂物質，就是父母所生的四大假合之身，佛法名之曰“色”；所謂精神，就是佛法所說的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者，是構成我人身心的五個條件，稱為“五蘊”；五蘊就是“我”的代名詞。
五蘊又稱五陰。《大乘廣五蘊論》說：“蘊者，積聚義。”《摩訶止觀》卷五說：“陰者，陰蓋善法。”意指眾生是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等五法“積聚”而成；此五法能蓋覆、遮蔽眾生本來的真如佛性，因而起“惑”造“業”，受無量劫生死輪回之“苦”。因此，五蘊也可解釋為五蘊魔、五陰魔。
五蘊是佛法對於有情生命個體的分析，五蘊是因緣所生，而非實有。《維摩經》說：“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；四大無主，身亦無我。”色，從四大和合而有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由妄想分別而生，究竟皆無實體。佛陀為了明示五蘊虛幻不實，曾舉五喻說明，所謂“色如聚沫、受如水泡、想如陽焰、行如芭蕉、識如幻事”，以此曉諭眾生：五陰之我，不過是五法積聚，暫時的和合，唯有假名，沒有實體。“五蘊非有”，實乃佛教“無我觀”最具體的詮釋。
然而，凡夫眾生無明，往往執著五蘊假合之相為“我”，有“我”就會與“人”爭執，我是他非，由此而造業，引生煩惱痛苦。因此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『我』是一切諸煩惱根本，先著五眾為我，然後著外物為我所。《原人論》也說：“身心假合，似一似常，凡愚不覺，執之為我。寶此我故，即起貪、瞋、癡等三毒。三毒系意，發動身口，造一切業。”
佛陀為了破除凡夫“執我為有”的愚迷，故說“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”的真理，希望眾生都能“照見五蘊皆空”，獲得般若空慧。般若為三世諸佛之母，般若根源於空，經過了空的體證，般若才能顯現，從而證得正覺。所以，由“無我”而進入“空”，是修行到達解脫所必經的路徑。
哲學家曾說：“人之大患，在吾有身。”我人的身體實乃眾苦積聚而成，心理上有貪、瞋、癡煩惱的痛苦，身體上有老、病、死的痛苦，家庭裏有愁衣愁食及恩愛別離的痛苦，社會上有是非鬥爭，怨憎相會的痛苦，世間上有風、水、火、震、兵災等痛苦。苦，緊緊的跟隨我們，糾纏我們，學佛應該要先認識“苦”；知“苦”，才知道求“解脫”。要知苦，先要能正確認識五蘊緣生之法皆是無常，以無常故有苦，為解脫苦故，須知無我。能夠觀此五蘊身心皆是緣生無性，當體即空，才能無我；無我即能遠離顛倒執著，無我才能解脫。
《八大人覺經》說：“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；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；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；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”這正是佛陀宣說“五蘊非有”的本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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